一言难以蔽之

黃碧云写钟晓阳的一段文字：
         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鐘曉陽。我跟她不太熟悉，只見過幾次面，交換過幾次短簡。她光芒四射，十八歲那年出版第一本書，才華驚世。她比我年輕，那時候我還在大學糊裏糊塗的第一次讀馬克思和毛澤東的著作。最後一次見面她還沒什麼，她在寫書，和從前一樣驕傲。她是個很驕傲的人，可以想象也很容易理解，但我一點都不羨慕她。她太驕傲了。我是個比較能夠承受惡俗和侮辱的人。她最後出版的是一本詩集，叫做【槁木死灰】。不知怎的，就覺得是讖語。這會是她最後一本書吧？已經很多年前的事。她後來一直都沒有出版過。編輯說：“她失了蹤，電話不聽信不回，無法找到她。”但她沒有搬，我知道她還在，還活著，但她不再寫了。不再寫，就和一切和寫作有關的斷絕，意味著某種生命的死亡。她很決絕很驕傲，從來如是。很多年前一個早上，她打一個電話給我。那時候我在擦牙。我接電話一邊擦牙一邊咿咿呀呀的說著話，說我在擦牙之類什麼事。後來她說：我和你是那麼不一樣的人。你有著我沒有的品質。當時我沒多想，不一樣就不一樣，沒什麼更多的意思。我也年少氣盛，其他人關於我的說話都聽不進去。現在也聽不進去，不過已經是漠不關心了。到我生命的末了：某種生命的死亡開始並成熟，我已經熟悉而肉體的靜止不過是死亡的很少而十分簡短的最後部分，我死了我才明白她那句說話是什麼意思。她是說：我沒有你那種潑辣粗俗的生命力。那種牽牛花一樣給豬吃的粗鄙植物可以蔓延不絕的長滿整個山頭。她太精細了，精細至無法從惡俗的世界得到更多，甚至，除了給擠出去，枯死，日漸沉默而不得不離開，她無法再得著生命更大的福惠。──就是那麼多。好像一個括弧號的。但很公平，我開始得遲些，我的失望和絕望也就遲些。

前段时间熹熹说她毕业论文要做黄碧云，我就很想把这段话发给她，很想问问她，黄碧云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有着泼辣粗俗的生命力吗，我不觉得。钟晓阳精细，也直接，才会说出“我和你是那么不一样的人”这种话。我总觉得，黄碧云同样精细，她时刻意识到“我和你是那么不一样的人”，但她不说。即便被粗鄙的猪吃掉，这株牵牛花也丝毫不因粗鄙而自卑，因为它从不觉得自己和这头猪有关联，即便被它吃掉。

想起这些，是因为前天见到了一个人，她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钟晓阳的“精细”。她自信，孤傲，有才气，吃素念佛，独来独往。遇到有信仰的人的时候，我会特别地沉默，因为自己没有根柢。也会特别地客观，同样因为自己没有根柢。我在听她说话的时候，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上“那种泼辣粗俗的生命力”。我不觉得自己是粗鄙的植物，可我真得能蔓延不绝的长满整个山头，倘若是为了生存的话。也许，正是我所有的局限和劣势在成全着自己的蔓延，颂世俗经，参欢喜佛，可能性越小，反而满足度越高吧。

但我很难如黄碧云那样，觉得这是生命更大的福惠。就像我从来不觉得，那些因为精细而给挤出去的植物，它们就无法再得着生命更大的福惠了。 生命从来就不只有一种福惠，也从来不会像一个括弧号那样干脆决绝，说这是对，那是错，哪里是开始，哪里是结束。

 我不是包容，在享有一份福惠的同时，也期许生命能给另一种精细的人以福惠。而是贪婪，在享有一份福惠的同时，总觉得，倘若不需蔓延不绝的开满整个山头，也能从猪的嘴里讨个活路的话，我也很羡慕。

很久很久没有熬过通宵了。可这一次，竟然丝毫没有困意地通了宵，然后在黎明说分手。终于有了了断。看到天怎样一点一点亮起来，那种感觉清得很。 

感情就像流水席，在你可以释怀之前，他早已忘记。既然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，那也没有谁会在乎万劫不复吧。大话说起来总是漂亮，不经推敲，也没人反驳。在这里写日志，我越怕油气，越避免碎碎念，结果却是越来越轻飘，让我心生厌恶的轻飘。

短短一个月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其实都是寻常事，旧情节。我怕你们问起，也怕自己忘记，所以写在这里，可是写在这里的更像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。

争吵，和好，快走几步又慢下来耐心地等，气急败坏地放完狠话之后，又嗫嚅地来回道歉。我能记住的是这些。默契，静场，退后，再见，电话里长长的沉默，拥抱时沉沉的叹息。我不愿忘记的是这些。 

除此以外，就是陌生人了。我说，要怪就怪这该死的燥热的让人窒息的夏天吧。他说，到了冬天又能怎样。又能怎样呢。

昨夜的校园，有男生骑着车子晃悠悠地从我们身边经过，在高声背一段台词：

—— 一个小区怎么能没有邮筒呢？
—— 去邮局寄不是更方便吗？

反反复复地朗诵，旁若无人，好像天是幕布，夜是舞台。终究是自问自答，终究是无人回应，终究是在斜开的林荫小道上渐行渐远。但是，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将“怎么能”，“不是更”讲得如此庄重，激昂，严肃得甚至有些悲愤。

曾经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小组，组名就叫“我们不愿互诉衷曲”，底下是不到一行字的小组说明，“友直友谅友多闻”。两句话搭配在一起，让人赞叹，也让人难过。

终于活着写完了期末的论文，上来透口气，记一件小事。

两天前的一晚，在车站等车，看见从不远处的小区里慌张跑出三个年轻人，左右两边是一男一女，中间被搀扶着跑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，平端的左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几乎被鲜血染透了。左边的男青年对远处驶来的出租车死命地挥手，车还没停稳，他就冲上去对司机大喊：“师傅，救人呀，他割到动脉了！”司机显然是看到了那还在滴答的鲜血，估计是怕担事，或者嫌晦气，总之是拒绝了，停了不几秒钟便扬起车屁股走了。男青年愤怒至极，冲着远去的出租车扬手大骂：“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中国人啊！”

之所以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，不是因为那个司机，他算是本邦多见的袖手旁观以证清白者，指责的观点几千年都不断过，可这样的人几千年也没少过。我所惊愕的倒是那个男青年与他的骂。见死不救，该问的是“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人”，因为那和国籍无关，倘若是“中国人在纽约”，或者纽约人在中国，这样骂一句也就罢了。中国青年和中国司机在北京海淀区的马路上，这实在是一个和国族无关的地点。

然而，这实在是一个和国族有关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那个青年的骂听起来熟悉得很，“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”，它充斥于每时每刻的网络、报章甚至口耳之间。我丝毫不怀疑，他的脱口而出是因为它的根深蒂固。对一个中国人的唾骂比对一个人的唾骂更能解恨，这里面有大词的诱惑，“中国人”相较于“人”而言，显然在今日的语境中更是一个指涉复杂、很有政治意味的大词。比大词诱惑更大的，该是愤怒的诱惑吧。我佩服愤怒的青年和青年的愤怒，因为那里面的勇气和力量。可是，就像冲着出租司机的那声大骂一样，今天的青年愤怒多是如此的大词，错位，哗然，而且无力。愤怒化解了愤怒，愤怒释然了愤怒。

于是，就有了这个人见人爱的坏世界。人人都爱坏世界，因为只有在坏世界里才有愤怒，因而才有发泄；才有必要性，因而才有合法性；才有反抗之阵，因而才有志同道合之人。虽然有时，这志和道，大也就愤怒无边，长不过气盛年少。

其实，我没什么资格在这里评说那青年。这件事让我难过的也在于，我竟对他的骂如此冷眼旁观，这和站到那司机的一方有什么区别。有时候，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已犬儒到成为那愤怒的矛头所指。自己每日挂在嘴边的“用长镜头来看问题”，是否又是对现在的牺牲，毕竟，未来可恕的，现在已祸害万千。倘若人人都做现世的个人主义者，人人都无所谓到“我死之后，哪怕洪水滔天”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这一代未死，就已洪水滔天。

这不是狮子山，只不过有狮子有山。

最初对香港的印象，应该就来自《狮子山下》，这部听说播了20年逾200集的电视连续剧，我没有看过。但是那首《狮子山下》的同名主题曲却常常听到，极典型的粤语歌，将硬郎和柔情结合得刚刚好，而且听说歌词也代表了所谓的“香港精神”。

香港精神究竟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5月35号晚上，维园烛光晚会，据说有15万人参加。我挤进去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场面依然壮观得很。在内地，该都是知识人群才对此事敏感吧，不外乎是中青年。而维园的参与者实在无法做代际划分，其实是一家大小老老少少都来了。晚会可以成为政治事件，就像梅艳芳《血染的风采》、郑智化《水手》可以用来做政治表达一样，这是我在香港才看到的事情。不时有晕倒的人被抬出来，也有人因为被前面的蜡烛挡住了视线而争吵。他们争吵之后仍然会一脸肃穆地听演讲，正如孩子们在声嘶力竭地喊完口号之后，吵着吃甜品。

11点多离开的时候，同行的一个香港同学问我，感受如何。我很老实地回答，和想象中的差不多，只是挺感慨的，在一个相对较有民主的地方，人们再想争取多一点的民主，代价其实是很低的。他笑笑，不置可否。其实后悔用了“民主”这个词，因为那个晚上站在人群中，我最想弄明白的就是民主和公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。

隔两天之后，乘地铁，车里的人们和北京地铁上的没什么两样。快行至一站台的时候，突然气氛热烈起来，大家都涌至车门，认识的不认识的在门快开的霎那里开始了攀谈，眼神友好而默契，边寒暄边走出去。车厢里几近空了。我突然感觉自己像置身实验剧场似的，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，赶忙扭头去看站台，“马场”。原来是赛马日。突然想起了那个在声嘶力竭地喊完口号之后，要吃甜品的孩子。那是我理解中的香港人的认真和可爱，也“揾生活”，也“叹生活”。


维多利亚港，抱膝坐着的女孩。花丛里安装有照明灯，远远看去，还以为是她的金发在发光。有两种孩子我最喜欢，一种是满地打滚型的，短胳膊短腿像莲藕似的白白胖胖，在机场大厅里被妈妈牢牢地按在行李车的把手上，扯着嗓子死命地哭嚎，委屈得天崩地裂。可一转眼，趁妈妈转身去整理行李的空当，却倏的止住了哭，不声不响捣腾着爬到车筐里，然后像面团一样扭着身子竟站了起来，开心得全世界又太平了。另一种就是安静沉默的小孩子，话不多，却不是呆板，像这个金发女孩一样，眼睛雪亮，观察一切也判断一切。不说出来，但倘若有人上前搭话，我相信她定也能回答得稳稳当当。

沉默而保有骄傲。这次在香港的活动，结识了不少这样的人。小潼是和我在P大住楼上楼下、飞机上前后座的人，可是在落地香港之前，我们却对面不相识。我没有读过她的翻译，但是她为香港游所做的计划表详尽到标有X日X点乘X车转X车去X地X路X店吃X，真是读语言学的人才有的缜密。也不得不反省一下，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个路痴，就是因为每次出行都能碰上这样的人在。破碗和苏枕书，是之前就久闻大名的才女。和她们逛一晚的沙田旺角，才确信文字是个障眼法，那些挥笔纸上的凌厉、机智、老到和沉稳，其实和生活中她们的也贪玩、也糊涂、也胆小、也嘻嘻哈哈并行不悖。新加坡的cg一直被我拖着做翻译，他英文好自不待言，粤语说得也相当流利，在维园烛光晚会的时候，会场上喊一句口号，他给我翻译一句，表情其实很窘，因为那种口号和他写小说时的风格相差太远。他中文好到我想撞墙，聊到港台作家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自己的阅读俨然已经落伍港台文坛二十年了。最沉默而保有的骄傲的该是sj了，她在P大读了本科现又在香港中文读研，被派来做会务“保姆”。话也不多，踏实学术的样子，并且和很多学术女生一样胃口小、轻度失眠和重症晕车。她勤勤恳恳地做会务安排，不说文学，也不谈创作，离开香港之后我才知道，她曾是连续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冠军，才情了得，出过书，粉丝团甚是庞大。

不知道是不是接触的具体的人的原因，这些天总是要感慨一下自己的惰性。香港学生比我想象中的要勤勉得多，有担当得多。内地的学术硬环境其实不差，起码书店和书价比香港要让人满意得多。但走过书店的，却常常是闲散的人，蹉跎的人，以及随手随口就能廉价地愤世嫉俗的人。起码，和香港中大研究生一年14天的假期相比，我漫长的3个月的暑假实在奢侈。

这个是在中文大学时，每天都要经过的一个路牌。短短几天，我在那儿走过不知多少个八千步，也不知要消耗多少西饼、白面包、奶茶、烧卖和那个什么菜了。也知道了，原来香港会有这么多的小山，原来凤凰树这么好看，原来靠左边行走过马路时更方便。离开香港去机场的路上，才想起没来得及喝那著名的丝袜奶茶，于是千般遗憾。办了登机手续，还剩一点时间，小潼他们终于答应陪我去找奶茶。于是就在机场大厅的一家餐厅，讪讪地问，您这儿的港式奶茶和丝袜奶茶差不多吧。老板自信满满，我们的奶茶就是丝袜奶茶。然后就自欺欺人、两厢情愿地喝了。

其实不好喝，还没有菠萝包。

去了一次香港，我终于喜欢上北京了。

不认识的人，就不想再认识了。不知道是第几次说到这句话，想起这首诗，痛下这个决心了。

中国人对“意思”这个词的用法已经传为笑谈。有什么办法呢，人和人的交往就像是为了那一点点小意思，或者仅仅为了彼此意思意思，再或者是去费心意思别人的意思。通通没意思，没一丁点儿意思。你们彼此认识，再彼此打听，彼此求证，再彼此传播。后来彼此误会，再彼此解释，彼此若即若离，再彼此藕断丝连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太相知、太熟悉、太认同这回事。

曾经的认识，可以既往不咎。未来的认识，可不可以再晚一点，迟一点，偶然一点，意外一点，最好也没心没肺一点。我坚持认为，如果人类无名无姓，无根无着，不知所来，亦不知所往，倒可以更好地相处。君子之交不是淡如水，而是不定如水，倘若本是浮萍，为何不永是浮萍呢？

我承认屁股底下坐了个炸药包，全都是因为那些连认都不认识却无法再不认识的人。

一分钟前收到端午节的祝福短信，因为纪念屈原的缘故，引了那句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”。我其实想说，最悲莫过于在新相知之后未曾生别离。而最乐，该是从始至终都两不相干于江湖吧。一定是。

本来阔阔绰绰地有一个月时间可以准备的报告，非得在最后一个晚上熬夜，在临上课前半小时匆匆收尾，然后拿着热乎乎的打印稿在座位上求佛拜仙，今天千万千万不要轮到我报告。好在结果是，前一个同学在临下课还有十分钟的时候结束了她的报告，就是说，倘若她提前五分钟结束，我就在劫难逃，就要硬着头皮拿起那份很有漏洞的稿子上讲台了。

为什么要这么惊险呢？每一件本可以从从容容做完的事情，都非得在最后时刻火急火燎头插鸡毛地赶过去。完成得好，自是侥幸不已，踩在火线上摸摸胸口，长舒一口气，噢，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倘若完成得不好，便在心里对自己百般咒骂，继而信誓旦旦，要改，要痛改。可是没几天之后，便又旧病复发了。

每日生活得像残兵溃将似的，也很忙，但就忙着声东击西，忙着拆东补西了。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究竟是怎样一种偏执的时间观念。就像每次坐地铁，明明三分钟后就会再来一班，我却总是要冒着被门挤住的危险拼命冲进即将开走的这一班，好像后面洪水滔天，吼狮并豺狼，一秒钟都不能耽搁。每每让身边的乘客交目唏嘘，赶紧给大无畏的我腾出地方。可是自己优哉游哉地在天桥上浪费的时间，就不算在内了。好像要争的就是关门的一霎那，形式大于内容的一霎那。

要改的自然不仅是这一点。每一个看到我电脑桌面的人，都要惊悚不已，为什么这么多东西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个坏习惯（好像是自从读研之后），所有要操作的文件都放在桌面上。Word，Txt，Excel，Pdf，论文，评论，札记，录音，图片，电脑桌面像棋盘似的，横排竖列地到处是图标。每次非等到右下角最后一格地方也被占满了，我才开始清理。前天下午，桌面又一次满了，好吧，我新建了个文件夹，将一部分的文件都转存了进去。当然，文件夹仍然是放在桌面上。晚上的时候，下载一个小软件用，依然是存在桌面，再小的软件也都是由很多七零八碎的文件组成，于是桌面很快又满满当当了。对于我这种电脑小白来说，软件一向都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下载，用完即删，更何况它占了桌面这么多地方。于是没多久，我就大刀阔斧地把桌面上和那个小软件有关的一溜文件都删除了，还很干净利落地清空了回收站。晚上的时候才猛然发现，鲁迅爷爷的话改一改更像是真理，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删除给你看。因为，我不小心把白天新建的那个文件夹也给删除了！近两个月的读书笔记、生病期间的课程录音、为期末一篇论文收集的资料……它们规规矩矩地躺在那个文件夹里还不到一天，就被连窝端了。熊小晴同学赶来救场，辛辛苦苦地给我下载了文档恢复的软件，倒腾了一晚上，恢复回来的文档还是显示受损严重，无法打开。

苍天在上，“它竟是如此无常，它竟也如此无常”。

万事要坚持，博客也不例外。三天不登，五天不写，十天之后就没心思来了。春不管花开花落，鱼自知水暖水寒。不想写博的时候，就搬出理由：既是自知，何苦与他人言，写出来已变了，读了去就更是千里之外。可是回来继续写的时候，也是理由充分：水暖水寒，总要出来冒个泡，发几句牢骚的。

《小团圆》还是没看完。本来想在熹熹来之前看完它，也好与她那个张爱玲专家讨论讨论，可是才看二三十页，就被抓丁看别的小说了。想再抽出完整的一块时间回来继续看，竟是那么难。赵汀阳出了新书，《坏世界研究》，他的书名和他的漫画一样有嚼头。我以前最怕跟踪阅读，逮着一个人的书连着看，难免因为重复而厌腻。但是这一年好像很喜欢这样干，先是读社科院的赵汀阳，后来是读程巍的书，也是社科院的。虽术业不同，也不是同一辈学者，但两人都是那种西语腔不重的人，有自己的说理道据的特色，很懂得内化自然。在网上买两本旧书，冯至译的里尔克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和孟湄译的昆德拉《被背叛的遗嘱》。倘若是自己喜欢的书，那所读到的第一个译版通常意义重大。重印的书往往越来越厚，前言后记导读注释越添越多，为求准确常常把之前若干译本通连起来。中规中矩固然有它的好，但是在一次次的修缮中，翻译失去了它最初的性情相合。那是我作为一个读者最珍重因而也最惋惜的东西，倘若在翻译错误的译本和文辞平庸的译本之间作一选择，我宁愿去读前者。最差最差，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异于原著的第二文本来读。

昨晚去看陆川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说实话，没怎么入戏，因为它未更新我之前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认识，也没能给我一个沉潜的进入的通道，除了惨烈的视觉刺激。影片映完后，有一个主创人员见面会。虽然有网上热闹的争议，陆川仍然是一脸自信，占据着道德的和价值的制高点，一如他的电影。相较于网上的质疑，当晚观众的提问实在不痛不痒。其实，听了陆川对一些问题的回答，蛮为他遗憾的。他所说的和他所理解的都没错，也许错的是他的电影表达没能跟上他的所思所想。角川这个角色，远没有陆川收集资料时所读到的向魏特林借《圣经》的日本士兵来得复杂。陆川对电影结尾时“向死而死，向生而生”的阐释也委实精彩，但蒲公英、阳光和笑脸却不尴不尬地把他的阐释拉入了做作矫情的处理之中。无论如何，处理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很难不受到主旋律的诱惑，和他的摄影师成功的镜头摇摆相比，陆川在不同主题诉求之间的摇摆让人叹息。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装完文青，来做鱼。水暖的是这个五一，熹熹来到北京，打着来看我伤口的旗号看望了她的小野哥哥。还有我们在后海的小小会师，一年的时间大家都经历了不少，再叙起来总是有你不在场可是你会明白的默契。这个喜欢安稳生活却总爱四处走动的熹熹，从广州到北京，从北京又到南京，像是去年这时节的毕业聚会一样，串起了那么多人的感情，真该谢谢她。水寒的是这两天为了办港澳通行证，来来回回在公车上颠簸，去的时候被晒了左半边脸，回来的时候总会傻傻地被晒右半边，鬼相信一个破海淀区竟然要三个小时才能坐个来回。犹犹豫豫之间，给一个头发花白却带了个棒球帽的老奶奶（中国的）让座，她竟然用英语跟我说了一路的话，悔得我肠子都青了。“自从奥运会结束以来，我都没能好好练习我的英语口语”，这个热爱英语的退休中学语文老师，在临走之前关切地问我，现在年轻孩子都看什么书，我捂着被太阳晒得热突突的脸告诉她，《盗墓笔记》。最最寒的是，我吭哧吭哧排了半天的队，交材料时却被凶凶地拒了，为什么我的户口落在北京，我的身份证上赫然写着“南京鼓楼区”呢。

从伯尔尼到Le Solliat要坐将近3小时的火车，所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。早晨7点的火车站特别冷清，火车站所有的钟表都已经往后拨了一小时。从这天凌晨起，欧洲全部改用夏令时，为了节省天光，所有人都丢失了一小时。据说一开始瑞士人很反对夏令时，因为对时间动手脚，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。最终的妥协，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时刻必须与德国、法国相一致。

一趟火车刚好停站，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。灯光是很暖和的橘黄色，一个中年人在灯下埋头读报，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笔记本电脑，连鞋子都脱了，一对情侣在喃喃私语，一个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着了。我突然有一种错觉，好像我不是在看着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，而是窥见了某个人家傍晚的客厅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火车在Le Day中转，空气中寒意渐浓，沿路的铁轨开始出现积雪，越往前，积雪越厚。我知道，我们已经接近汝拉山谷了。半小时后，我们终于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。也许是因为雪的缘故，一路上有一种让人陶醉的空旷感，这种感觉在瑞士非常罕见。天空是淡青色的，远处大块的云层压得很低，与雪地融为一体，雪松之间偶尔闪过几幢零星的农舍，几乎被半埋在雪中，显得格外的小，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。

200多年前，这些农舍就是瑞士钟表业最初的源头。瑞士最早的制表大师都是汝拉山谷里的农夫，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：第一，手很灵巧；第二，很无聊。漫长的冬季，大雪封山，无事可做，就做一些精密的钟表打发时间。他们最擅长的是做复杂的机芯，不仅小巧，而且精准，做好以后就卖给当时一些大的品牌。这个山谷里生产的音乐盒也负有盛名。

火车在一条大湖前面停住，这条湖已经完全被冰冻住，空气异常清冽。小村庄没有出租车，我们正打算步行前往，恰好遇见菲利普的助手来接我们，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，名叫马克。

车子绕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，竟全是法国的车牌。马克告诉我们，这个村庄里有6200多人都是钟表工人，其中4000多人是法国人。因为这里的工资比法国高，所以很多法国钟表工匠每天开车穿越法瑞边境，来这边工作。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制表工厂，爱彼、宝铂、宝玑，独立机芯厂Frederic Piguet，专业生产防震器的KIF，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独立制表师，比如Romain Ganthier。

一路上，他把这些工厂一一指给我们看。车经过一幢漂亮的蓝色建筑，宝玑的蓝色指针正优雅地指向10点10分，但马克告诉我们，这里其实不是宝玑的工厂，而是一家机芯工厂，宝玑的工厂很早就搬到巴黎了，但他们不愿让人们知道宝玑原来已经不在瑞士，于是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外观。

最后，车子在一个石头结构的房子前面停下，前门有些破败，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“菲利普·杜佛，制表师”。

听到声响，菲利普·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与我们打招呼。他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，白头发，白胡子，很和蔼，看上去像一个圣诞老人。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，那是制表师最重要的工具。我们握手，那是一双老工匠的手，显然经过了岁月的磨砺，很粗糙。

他说，这里本来是一所学校，他的女儿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，改建以后因为房租便宜，他就租下了当做工作室。房间大概不到100平方米，因为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，显得很狭窄，但一切干净有序，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。他的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，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，天光漫射进来，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。

“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，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，很伤眼睛。不时地看看外面，激活一下视野，感觉很好。你能感觉到季节的变化。冬天的时候，有人会在这里滑雪，再过一个月，冰雪就会全部融化，草木重新长出来，到时候会有牛在这里吃草。”他耸耸肩膀说，“有牛的时候，我就没法工作了，它们不肯安静。”

菲利普试图为我解释工作台上的工具，那些排成一列、大小不一的镊子、起子、锉刀、撬刀都是干什么的。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，用防尘罩盖着。他解释说，这块表是老买家送过来维修的，“机械表和车一样，需要维修，需要加油，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，它可以维持到永远”。

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怀表，是他20多年前做的，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，全世界只有五只，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。

菲利普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，怀表开始打簧报时，当当是报时，叮咚叮咚是报刻，叮叮则是报分。他解释说：“把这个表打开，你也许只看到一些簧条、音锤、齿轮，但这些簧条、表壳甚至表壳材质的选择，都会影响它的音质。问表的表壳就像小提琴的木身。”

三问表与陀飞轮、万年历一起，被视为机械表的三大技术高峰，造价十分昂贵。但那时候，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。三个女儿还小，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，没有余钱完成外壳的部分。他试图卖掉那个机芯，但没人愿意买一个新人的表。卖给大厂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。于是，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，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，这一做就是5年，“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的工作”。

周围静极了。虽然这几天我们已渐渐习惯瑞士的安静，但这里的静，仿佛又有不同，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，让人想起“千山鸟飞绝”之类的诗句。在这样的静谧里，我感觉自己渐渐靠近了瑞士的灵魂，安静，缓慢，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。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，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。

“只有两个人，不觉得孤独吗？”

“30多年了，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。孤独不是问题。”他巡视屋内，说，“以前这里有5个人，但他们待了一段日子，都走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胆子。”

菲利普就出生在这个村庄。他年轻时出去看过世界，在法国、德国、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但一生绝大部分时光还是在这里度过。“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你们看到那个大湖了吗？夏天可以游泳，冬天可以滑冰。春天到了，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，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。我有三个兄弟，一个妹妹，大哥去洛桑学印刷，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车票和住宿费，但他们只能支付一个孩子走出这个山村。我读书不好。父母说，你必须学一门手艺。”

“我的选择不多，农夫、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。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，就想学机械。我去考试，老师说，你的头脑OK，手也OK，就是数学不大好。那好吧，我就学了制表。所以，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。”

但是，做一个独立制表师，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。“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，我是指心理上。你用一年的时间，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。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。你甚至不能提，这是你的表。”

更让他难以忍受的，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。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。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，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。“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。”他说。

1978年，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。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，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。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，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，非常完美。如果是16、17世纪的表，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。

“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，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，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。有些是签了名的，有些没有，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。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，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
“有一些传统工艺，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，尤其是70年代，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，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，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。我这些年所做的，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、技术和知识。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，一定要警惕，陀飞轮、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，我们今天所做的，只是利用现代科技，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，从怀表变成手表，如此而已。”

从15岁到60岁，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。1982年，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。两年后，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。

1996年，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，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。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，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，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。在Duality之前，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，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。

2000年，他推出了Simplicity，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。没有陀飞轮，没有万年历，甚至没有日期，它只有一个功能——报时。他说，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，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。

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，序号000，是2000年的原型，白金的表壳，底盖是蓝宝石水晶，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，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。我手中握着那块表，只觉得温润如玉，简洁干净到了极致，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。

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，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，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。最初，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，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·克劳斯，他手上戴着一款达·芬奇万年历腕表，才一年多，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，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，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，自己的心血，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。

“手表的价值，除去这些白金的表壳，是在极微小细节上花费的时间。很多细节并不提高手表的准确性，比如手工打磨倒角，让它圆润柔和，或者把边棱磨得锋利如刀。但对我来说，做表必须这样，机芯、表盘、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，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，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。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。”

“我管Simplicity叫‘自私的表’。一个人买这样的表，是为自己买的，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。每天晚上，你给它上发条，看着它，聆听它，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，是只为你而存在的。所以，买这个表的人，他们理解它。”

“我做的每一块手表，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。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。每到圣诞节，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。我到日本的时候，人们会过来看我，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，聊聊他们的表，让我觉得很温暖。”

菲利普与日本有一种奇怪的渊源。他的表有2/3是被日本人买走的。日本人尊称他为“瑞士的士郎正宗（Masamune）”。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纪的铸剑大师，据说他用400万层的钢铸造宝剑，他的剑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绝对意志，因而具有某种神性。

菲利普并不了解士郎正宗，只知道他是个造剑的，想必剑造得很好。不过，他认为，日本人是懂表的。“日本是一个高科技国家，但内心又依恋着传统，这一点和瑞士很像，也许这也是我的表吸引他们的原因。”

“我的表与奢华无关，它是艺术，就像画画一样。”采访已近尾声，菲利普拿出一个烟斗抽起来，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，他说，“30年前，百达翡丽也是这样做表的，但现在，成本太高了，他们必须降低成本。”

事实上，Simplicity是他终于得到商业回报的一款表。以前，他的表太稀少，太珍贵，绝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，但Simplicity的价格在4.8万到6万瑞士法郎之间，在高端机械表中只能算中等价位。

“事实上，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。以前，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。我做一个手表要9个月，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。”在Simplicity之前，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：“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，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。我今年60岁了，我不知道到了65岁，退休了以后该做什么。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，你知道，养老用。”

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。他说，那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。他有三个女儿，大女儿也是制表师，原先跟着他学制表，但父女一起工作也许不是件好事，两人的个性都很强。最后他女儿也离开了。

“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。”我安慰他说。

“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，会失望。”他笑着说，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，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”。

火车站有一个半废弃的候车室，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老旧的古董挂钟，还在走着，但比准确时间快了两分钟。我们正惊讶于瑞士居然还有不准的钟，为我们送行的马克突然面露伤感，他解释说，以前，每个火车站和邮局都有这种挂钟，它们走时极准，每月的误差只有3至5秒，比手表要准确得多，所以附近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这里来跟这个钟对一次时，才不至于耽误了火车。候车室旁边的一个小屋子，原先就是给火车管理员住的，他每天专门负责维修这个钟。现在，瑞士的火车站已经全部换上了走时精准的石英钟。这种挂钟逐渐被废弃了。那个小房子里住着的人，也与火车和钟表都毫无关系了。（全文完）

刊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09年4月20日，记者陈赛。这一期三联登了陈赛的好几篇报道，关于瑞士、名表和时间的，我都很喜欢。说“报道”其实很不贴切，就像这篇《菲利普·杜佛：雪山里的老制表师》，能让多少文学刊物上的散文、小说羞愧死。也许再次证明了，生活比小说精彩得多，还有，一个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比那些一生做了许多许多事的人更精彩。菲利普·杜佛，真想写写他的故事。故事里应该有一个瑞士制表师，一个日本收藏家，一块表，一杆烟斗，最好再有一个老旧的火车站，至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那就得交给时间了。

来北京半年多了，头一回见到这么地道的阴天。一直以来，好像每一个白天，太阳总会努力地穿过云层，八点也好，十点也罢，总之它会顽强地挣脱出来。在北京，绝大多数的雨都是在夜里淅沥，其实这“绝大多数”的次数少得可怜，我好像都不记得在这儿撑过伞了。

但是今早一走到阳台，就闻到了混杂着青草、灰尘和水气的阴天的味道。昨夜也许下雨了，地上还有一小片潮湿的痕迹。隔着雾气，看不清对面的高楼，中关村热闹了一夜的霓虹灯标终于歇息了。突然感到很满足，不指望在这里看到春潮带雨的景象，如此安静、低沉而又不郁懑的清晨，已经足够了。

这欣喜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阴天，还在于温度降了下来，有种时空回转的感觉。两个星期以前，阑尾炎发作去医院的时候，身边还有人穿着羽绒服，仅仅是几天之后出院回来的路上，就已经是骄阳高照，柳絮飞扬了，满街都是清爽夏装的人们。回到学校也吃了一惊，通往宿舍楼的那条小路两旁，本来只是几棵严肃死板、枝桠稀少的杨树干，而现在，绿叶婆娑，一树又一树的热烈与浓密，连天空都比往常低了许多，像蓝鲸的浅色肚皮一样，慵懒而宽厚地伏在林荫路上。

因为阴天，温度又回来了，是我之前所熟悉的凉意。明天开始，也要过之前所熟悉的生活了。这两个星期漫长得很，算是睡觉最多的两周，接电话最长的两周，位移最小的两周。生病期间，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，好在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这两周里也有了好消息，考上研究生了，拿到offer了，找到实习了，写出新小说了，再次恋爱了。他们分担我的痛苦，我却来分享他们的喜悦，真是汗颜。感谢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命运，给了这些心有美好的人理所应当的回报。我自己呢，以手术间里两个半小时清醒的煎熬，也换来了一份回报，毕竟，余生再无阑尾炎了。

每次日志写到最后，总有些沮丧。因为，我所写的总是比我所想的简单，正如我所说的从来不代表我想做的。看了几集《Lie to me》，我虽然不喜欢它纨绔的侦探强调，还有打着医学科学旗号的武断，但是非常赞同它的题眼，Truth or happiness,never both.写博客的尴尬在于，敲字的人竟然相信他会在truth和happiness之间谋得平衡。

书桌还保持着昨晚临睡前的凌乱，我看见桌子一角的草稿纸上有一行字，那是昨晚看电影《入殓师》时随手记下的第一句旁白，“印象中孩提时的冬天没有这么冷”。

这句话说得真是好。

刚刚做了阑尾手术，已经出院，但还不能多走动，网络也不常上。

上篇的留言我都看到了，待病好了再把小说发给大家。